《中國中醫藥報》2013年1月25日刊登我校翟雙慶的文章：《內經》論三因制宜（下），全文如下：
《內經》論三因制宜（下）
臨床運用
“因人制宜”主要是因體質制宜。《素問·三部九候論》曰：“必先度其形之肥瘦，以調其氣之虛實，實則瀉之，虛則補之。”辨證論治先辨別體質，這種治療觀點貫穿《內經》始終。《素問·示從容論》云：“夫年長則求之于腑，年少則求之于經，年壯則求之于臟。”即強調年齡不同，注重調養的臟腑經脈亦有區別。年長者中焦脾胃多不足，易因飲食不節而傷六腑，以治腑為宜。老年人臟腑精氣、全身氣血均不足，不能峻補，只能采用調補的方法，從脾胃而營養五臟。年少者多因勞倦汗出而致風邪中于經脈，以祛邪氣疏經絡為宜。少年人臟腑壯，患病病位淺，病情單純，故循經而治即取效。年壯者多恃強房勞而耗傷五臟之精，以補五臟為宜。壯年人氣血正旺，能耐受藥物攻伐，可根據病情虛實之性，采用重劑，直奔病所。《靈樞·通天》亦云：“古之善用針艾者，視人五態乃治之。盛者瀉之，虛者補之。”并具體說明五態之人治法的不同：“太陰之人，多陰而無陽……不之疾瀉，不能移之”，“少陰之人，多陰少陽……必審調之，其血易脫，其氣易敗”，“太陽之人，多陽而少陰……無脫其陰，而瀉其陽”，“少陽之人，多陽少陰……獨瀉其絡脈則強”，“陰陽和平之人……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不盛不虛以經取之。此所以調陰陽，別五態之人者也”。
在“因地制宜”治療思想指導下，《內經》提出了具體治療方法，如“西北之氣，散而寒之，東南之氣，收而溫之”。王冰注曰：“西方北方人，皮膚腠理密，人皆食熱，故宜散宜寒；東方南方人，皮膚疏，腠理開，人皆食冷，故宜收宜溫。”即在氣寒氣涼的地域和季節，就應該順應寒涼之氣用藥，應散而寒之；在氣溫氣熱的地域和季節，就應該首先順應溫熱之氣用藥。其原因是西方、北方之人皮膚腠理密，人多喜食熱，故生病后常宜散宜寒治療。東方、南方之人皮膚疏，腠理開，人多喜食冷，故生病后常宜收宜溫治療。只有在非時之氣、非地之氣情況下，才應使用相反的藥物來糾正之。《素問·異法方宜論》亦云：“故圣人雜合以治，各得其所宜，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，得病之情，知治之大體也。”一是要求醫生應根據天時、地理、生活習慣、體質等不同情況，使用不同的治療方法。二是倡導各種治法和治療措施可以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，結合運用，雜合以治。三是強調醫生要準確分析病情，合理選用治療方法。因此，治病不僅要著眼于疾病本身，還要注意地理環境對人體生理病理的影響。
《內經》認為無論所患疾病是否存在時間周期性，其治療亦應考慮時間問題，以免犯“伐天和”之弊，這也是“因時制宜”治療思想在臨床運用中的重要體現。具體而言，可在原有處方基礎上隨時令加減用藥，或調主時之臟，或顧護被克之臟；可選擇寒熱性緩之藥；可運用反佐法等。
如李杲治中風，用羌獨愈風湯，并提出此藥可常服之，但不可失四時之輔，故春加半夏、人參、柴胡等，應時樞轉少陽；夏加石膏、知母、黃芩等，以防火助風勢；長夏加防己、白術、茯苓等，健脾利濕，運中洲以達四旁；秋加厚樸、藿香、桂枝，宣肺氣之通降，以利中風于秋時緩解；冬加附子、官桂、當歸等，補命門之火、固根底，輔佐主方冬月之用。又如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·序例》中云：“春，省酸增甘，以養脾氣；夏，省苦增辛，以養肺氣；長夏，省甘增咸，以養腎氣；秋，省辛增酸，以養肝氣；冬，省咸增苦，以養心氣。”而朱丹溪認為若于夏日火令之時妄投溫熱，則有虛虛實實之弊。程鐘齡則提出用藥而失四時寒熱溫涼之宜，乃醫家之大誤。
此外，擇時服藥亦屬“因時制宜”內容之一，無論用針用藥，都必須隨時間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。《靈樞·衛氣行》云：“謹候其時，病可與期，失時反候者，百病不治。”如張仲景強調十棗湯應“平旦服”，即因手太陰肺應寅時，充分發揮藥物的瀉實作用。葉天士在《臨證指南醫案》中，僅各種方藥的進服時間便記載了近百處。如早用溫腎陽之品，晚服補脾氣之藥；晨滋腎陰，午健脾陽；早服攝納下焦，暮進純甘清燥等。《內經》還有對病作有時者當其未發時服藥之論，如瘧證的治療即屬此類。故《素問·瘧論》云：“方其盛時必毀，因其衰也，事必大昌。”
茲舉一病案，以明經旨。《王孟英醫案》載：翁嘉順室，娩后發熱，竹林寺僧治之不應，溫、龔二醫，皆主生化湯加減，病益劇。請孟英診之，脈軟滑微數。曰：素體陰虧，熱自內生，新產血去，是以發熱。惟譫妄昏瞀，最是嚇醫之證，渴喜熱飲，宛似虛寒之據。宜其猜風寒而表散，疑瘀血以攻通，帖帖炮姜，人人桃、桂，陰愈受劫，病乃日加。孟英惟以犀角地黃湯，加銀花、石膏、知、斛、梔、貝、花粉、蘭草、菖蒲、元參、竹瀝、竹茹、竹葉……等，出入互用。至十余劑，舌上忽布穢濁垢苔，口氣噴出，臭難向邇，手冷如冰，頭面自汗，咸謂絕望矣。孟英曰：生機也。彼陰虛熱邪深入，予一以清營涼血之法。服已逾旬，始得營陰漸振，推邪外出，乃現此苔。惟本元素弱，不能戰解，故顯肢冷，而汗僅出于頭面，非陽虛欲脫也。復與甘寒頻灌，越三日汗收熱退，苔化肢溫。自始迄終，犀角共服三兩許，未犯一毫相悖之藥。三江地氣卑濕，天時溫暖，傷寒之證絕少，最多濕溫、風溫之證。又人體質柔脆，不任蕩滌之藥，故惟以甘寒清解之劑，漸次搜剔，斯邪去而正不傷。若在北方，剛堅之體，此等藥雖服百劑，亦若罔知。非加硝、黃蕩滌，邪終不去。故葉氏之法，擅譽江浙。而吳氏之方，馳名幽冀。易地則皆然。亦智者之“因地制宜”也。
按：患者產后發熱，見譫妄昏瞀之狀，諸醫皆以虛寒而論，投之生化湯溫經散寒，而病益甚。惟王孟英根據因地制宜的治療思想，辨為陰虛熱邪深入之證，投以犀角地黃湯加減奏效。因三江之地，環境潮濕多熱，其民體質柔弱，多為陰虛，易發濕溫、風溫等。北方之人，體質壯實，生活環境干燥嚴寒，易患寒證，治療中必加大黃、芒硝助藥力以蕩滌熱邪。南方與北方地域不同，居民生活環境有別，因此治療方法各異。
（宣傳部）
中國中醫藥報刊登我校翟雙慶的文章：《內經》論三因制宜（下）
發布時間：2013-02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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